汪兆骞：我为什么要为柳如是作传？

一位香消玉殒了几百年的青楼奇女子柳如是，让我几乎魂牵梦萦了半生。年到桑榆时，又要到红豆山庄，登上绛云楼，去拜见写进史书的河东君（柳如是别号），为她写书立传……

清人绘《河东君小像》

缘起陈寅恪的红豆

黄裳先生在《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一书中说：“不知怎的，柳如是近年时来运转，大行其时，几乎掀起一股‘柳如是热’。”此论系就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后，产生的广泛影响而言。该书是陈寅恪以“以诗证史，史诗互证”的手法为柳如是立传，其以“甲申国难”的历史为轴，讲述了名妓柳如是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柳如是、钱谦益在严酷的历史和命运面前的不同选择，揭示了家国存亡关头两个人不同的精神取向。该书还考察了明清交替之际的社会与思想文化变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文史界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研究柳如是的作品及柳如是的诗文集相继出版，以柳如是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如《寒柳》等也悄然问世。但因此即说“几乎掀起一股‘柳如是热’”，似有夸大之嫌，民间对柳如是的关注度仍旧不高，何“热”之有？

但就在这段时间，我再次关注到了柳如是。

读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时，大约是1962年，现代文学教授王景山先生辅导我读鲁迅，提到陈寅恪先生与鲁迅老死不相往来的事，不知怎么就讲到陈寅恪曾于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轶事。一日，陈寅恪到旧书店购书，一看皆劣陋之本，问曰：“除旧书之外，尚有他物欲售否？”店主略踌躇后，拿出一枚红豆：“此乃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故园红豆树的红豆，愿奉送。”陈寅恪大喜。此粒红豆，唤起了陈寅恪重读钱谦益博通文史之书及柳如是的清丽诗文，他欲以此验其所学。王景山先生还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当时正在执教的中山大学撰写有关钱、柳的书。

读闲书，早知钱、柳故事，而大学者要为其立传，这唤起了我对钱、柳的浓厚兴趣。记得在新街口祖父的书房，祖父曾送给我一部线装《初学集》，说此即钱谦益诗集。钱谦益为万历进士，崇祯时官至礼部侍郎。清兵入关、福王在南京组建政权后，又任礼部尚书。弘光政权灭亡后，钱谦益屈膝降清。祖父谈到钱谦益时，多有贬斥之意，或许因我时年不足二十，便只字未提柳如是。

到大学四年级，始上文学史课，教材乃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中国文学史》。廖仲安教授在讲“清初的诗派和诗人”时，讲道：钱谦益在明末时已负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他反对严羽的“妙悟”说，斥为“无知妄论”，为“瞽说”。钱谦益认为“国风”“小雅”和《离骚》，以及李白、杜甫等人之诗，从肺腑中出，莫不有本。变节投清之后，其诗中常常故意表示怀念故国，诋斥清朝，企图掩饰其腼颜事敌之事。他已做了“贰臣”，剃发改服，却偏要说什么“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kūn，意为剃发）丹顶悔初衣”。晚年写有《后秋兴》十三迭共百余首,以“投笔”名其集，竭力表达恢复故国的愿望，并咒骂清朝和吴三桂，虽好像沉痛，但叛国的罪名是洗刷不了的。乾隆时，他的诗文集因多触忌讳，被下令禁毁。

关于柳如是，王景山先生在我多次恳求下，才简略说了说，后来他还拿出两张纸，上面用钢笔写有《柳如是小志》，后来我抄录在了笔记本上，略知了柳如是的非凡一生:

如是，本姓杨名爱，禾中人也。为名妓徐佛婢，色美于佛，诗字亦过之。及长，豪宕自负，易姓名为柳是，字如是，又名隐，号影怜，又号蘼芜。博览群籍，能诗文,间作白描花卉，雅秀绝伦。崇祯庚辰，年二十余矣。虞山钱受之为筑“我闻室”居之。尝于鸳湖舟中作百韵诗赠柳，中有云“河东论氏族，天上问星躔（chán，日月星辰运行）。汉殿三眠贵，吴官万缕连”“瑶光朝孕碧，玉气夜生玄”。辛巳六月，钱柳结缡于茸城舟中，赋合欢诗志喜。称为继室，号河东君。建“绛云楼”，穷极壮丽。未几，灾。柳常衣儒服，飘巾大袖，间出与四方宾客谈论，蹁跹若仙，故钱又呼为“柳儒士”。甲申后，劝钱殉国难，不从。钱卒，子弱，族党登堂，哄争不休。柳计全孤保家，密令具筳款众，自入投缳毙命。官府为穷治，家难得解。墓在虞山耦耕堂侧。

从此，我读书时便注意收集钱、柳资料。1969年7月，忽闻七十九岁陈寅恪在完成卷帙浩繁的《柳如是别传》后死于非人折磨，深为这位写出了“人与文化”的深刻、永恒内容的大儒的离去悲痛。

十年后，《柳如是别传》出版。拜读后，不得不佩服其丰富的史识与非凡的气度。陈寅恪治学之道脱胎于朴学而不受考据所囿，笔下的历史人物充满了动人的魅力。他对钱、柳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都进行了精当的表述和评价，已超出了为人物立传的范畴，有其独特的史学、文学和美学价值。

之后不久，我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石楠的长篇小说《寒柳：柳如是传》，语言生动、情节跌宕、人物鲜活，十分好看，但刻意强化故事的情节，叙事寓言化，那个真实的柳如是不见了。我曾与此书的编辑周达宝交换过意见，老大姐赞同我的看法，说：“陈寅恪笔下的柳如是被淹没在浩繁的考据和资料里，而《寒柳》却把柳如是送进了故事中。”真是切中肯綮。

大凡文学创作，总会留下遗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传记文学，古而有之。但对于作为一种审美图式结构的“艺术记忆”，传记至今没有系统的理论，因此传记文学评论起来就相当困难。我认为，建立传记文学理论体系需要一个过程。

蓦然回首佳人却在

也曾有过试写柳如是的冲动，但尚未全识她，只是感兴趣而已；况当时作为编辑工作繁忙，无暇旁顾。特别是我早已有写《民国清流》的周密计划，浩如烟海的相关资料只能利用节假日焦头烂额地收集，对柳如是便渐渐疏远了。

我宏大的写作计划，虽早就确立，但真正动笔是在退休十年之后，整整准备了近二十年。2013年，书房阳台春花绽放的一日清晨，我伏在面窗的书桌上，用铅笔在废弃的校样背面，兴奋开笔。当天中午，我告诉了住在黄亭子的梁晓声。我们俩都是用铅笔写作，案头有橡皮、转笔刀、糨糊和剪刀。这一写，就是整整九年，每天上下午各三个小时，创作并出版了十六部传记作品，近五百万字。为了写《民国清流》，为了找到与新文化运动先驱的亲近感，我遍访北京胡同那些文化名人及其故居，写了《春明门内客》；为熟悉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北京，我又写了一本《诗说燕京》。在写作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富有诗性的语言，以与大师们的文化气质相吻合，写出了七卷本的《民国清流》。

我的写作原则是，努力开掘历史生活中真实人物所具有的“人与文化”的深刻、永恒内容，坚守知识者所秉持真理道义之风骨。这一过程如同开矿，用未经提炼、雕琢的原矿，呈现历史风云与时代波澜。当然，我的才学识力逊色于大儒陈寅恪，文学才华也不及石楠，我的作品与他们的佳作不在一个层面，缺乏可比性，但却得到文坛朋友的热情鼓励。我清楚，这是希望我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其情殷殷，我只有再接再厉。

接着，我又按计划写了《我们的80年代》《启幕》，这九部书是我对近百年中国文学所做的整体回顾。之后，我又撰写了《文学即人学》，是对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溯。又在朋友的敦促下完成了《别来沧海事》，对在天津意奥租界的童年生活做了散文式的回望。去年，又出版了《李叔同传：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

按照我的计划，接下来该写《梁启超传》了。从深秋到初冬，伴着窗外黄叶飘落，在写了三万多字后，梁启超即将与康有为登上“公车上书”的历史舞台时，三百多年前那个喜穿儒服、劝钱殉国的柳如是突然浮现眼前。我决定暂时放下一生都沉浮于政治的梁启超，去到历史烟云中，邂逅柳如是了。

柳如是曾化名柳是，女扮男装着儒服拜访钱谦益。

唯有至诚才动人

我是在壬寅年（2022）二月，京城下了一场小雪的那天，开笔写柳如是的。重读了相关资料，结合多年所做的相关笔记，柳如是犹如多年的熟人那般，风姿绰约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到了十一月，新冠疫情稍稍缓和，便将正在写柳如是的情况，告知来书房做客的重庆出版社驻京负责人徐宪江，这位曾在八年前负责出版我的《往事流光》一书的朋友，立即表示愿再度合作。随后宪江又给我找来不少关于柳如是的出版物，让我心里更有底气了。

《红豆遗梦：柳如是小传》依然是传记体。我在尊其度的同时，想别出心裁。非虚构写作，属于文学散文大家族中的一员，它的重要特性是“真实性”，既不可用真实的材料平面地呈现人物，也不能无限破体，任意虚构。我需坚持对材料进行爬梳剔抉，去伪存真，进入“现场”；秉持真诚为人物立传的态度，落笔有依据、有所本；并力求情感真挚，因“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特别是对堕入青楼却一身正气的弱女子，不能有丝毫轻鄙。唯有至诚才能动人，人物才丰满，见风采、见精神、见灵魂，方可让读者透过数百年历史烟云，见到一个真实可信有温度的柳如是。

由于柳如是与钱谦益是夫妻，在乾隆下令禁毁钱谦益的诗文集时，柳如是的作品及其传记也受到牵连。后来出现的有关柳如是的事辑之作，如《柳如是事辑》《钱牧斋、柳如是佚诗及柳如是有关资料》《质直谈耳·七·柳如之（是）轶事》《河东君轶事》等皆为传写本，不少为溢美之词，乏善可陈，倒是关于柳如是的诸多诗文钞，虽散乱纷揉，不相统摄，但相对可信。文如其人，以其文证其人，人品气度自然把握得住。

本书取班固所概括的司马迁的写作态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力争以可信的资料，多角度、多侧面呈现柳如是一生，相信读者会在阅读后，发现一个丰姿逸丽、能书擅画、志操高洁、有烈丈夫之风的爱国奇女子——柳如是。若能得到读者的肯定和喜爱，乃我莫大荣耀。

《红豆遗梦：柳如是小传》

汪兆骞

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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