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见证了最早的北京

“王曰：‘太保，隹（唯）乃明（盟）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令克侯于匽（燕），使羗、（音如辍）、（音如渣）、雩、驭、髟。’克宅匽（燕），入（纳）土眔厥司。用作宝尊彝。”

在首都博物馆中，看上去不起眼的两件青铜器——克罍和克盉（又称太保罍、太保盉），被视为“镇馆之宝”。罍（音如雷）是古人盛酒的容器，似壶而大；盉（音如禾）是温酒的容器。在它们的盖子内部，以及颈部内壁，都铭有上面这段佶屈聱牙的文字。

克罍

需要说明的是：原文是金文，不同学者的识读法不同，至今未形成统一意见。前文所引只是一种释读方案，未必是主流观点。

这段文字呈现了西周初期的礼仪、制度等，更重要的是，它破解了一个“千年之谜”——自汉代起，学界便在争议，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在哪里，始终不得要领。

直到1986年，克罍和克盉在房山区琉璃河镇黄土坡燕国墓地中出土，证明《史记·周本纪》和《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的记载完全正确——燕都就在北京。这将北京建都史从距今800多年前的金中都，一下子上推到距今3000多年。

克罍高仅33厘米，克盉高仅27厘米，它们是典型的“身材小，资格老，地位高”，老北京文化爱好者不应错过它们。

克盉

称燕可能是讨好秦始皇

据《史记》：“召公奭（音如适）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意思是，周灭商后，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重臣召公姬奭被赐封于“北燕”，开燕国800多年历史，惟当时不称燕，郭沫若先生说：“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匽’或‘郾’，无作‘燕’者。”秦统一后，方士们讨好秦始皇，才自称“燕”，因秦人视“玄鸟”（一种燕子）为祖。

封召公于“北燕”，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命。

一方面，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大量商遗民逃到了东北，随时可能反攻，“北燕”成护卫中原的门户。

另一方面，“北燕”虽已属周，迁来的部落却曾臣服于商。学者聂靖芳在《周初燕召封建与东土族群的北迁》一文中指出，随召公姬奭来到“北燕”的部落中，有些“在晚商时期皆盘踞于泰山周边”，属东夷（与商人同源），从考古看，这些人接受的是殷商习俗，随时可能反水。

显然，“北燕”对新生的周王朝异常重要。在著名的“小臣摣（音如渣）鼎”中，铭文称：“召公建匽（燕），休于小臣摣贝五朋，用作宝尊彝。”可“北燕”都城在哪，一直是个谜。

据学者王丹青在《燕国燕地与燕侯》一文中钩沉，《汉书》认为在蓟，唐代《括地志》认为在今北京密云或天津蓟县，宋代《太平寰宇记》认为在河北涞水召亭。

燕国迁都多，史书记载有亳、蓟、武阳城、临易、襄平等处，最早的都城亳（或称燕亳，亳意为都城）究竟在哪？

终于找到了西周燕都

著名学者侯仁之认为，最早的北京城是蓟城，即今广安门到和平门一带。他考证说：“武王伐纣后正式建立诸侯国的时候，北京附近的‘蓟’、‘燕’，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功能，即为北京建城之始。大约在东周初年，日益强盛的燕国已经征服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遂有燕都蓟城之称……按西周纪年，惟《史记·鲁世家》所记较详，因此武王伐纣在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当无问题。”

然而，考古只发现了战国到汉代的大量陶井，说明这里曾住许多居民，应算城市，但未找到西周时的城墙。姬奭是周朝最尊贵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一，蓟城城墙规格应该很高，怎么会找不到呢？

上世纪60年代，谜底终于被揭开：在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发现一座巨大的西周古城，面积达5.25平方公里，分四个区域：宫殿区、祭祀区、平民居住区和手工作坊区。这才是“北燕”的都城！考古工作者将它命名为西周燕都，2021年，它被列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西周燕都在西山脚下的一块宽阔的高台平地上，与后来《管子》所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完美契合。

上世纪70年代起，先后对西周燕都进行了4次考古挖掘，克罍和克盉是1986年发现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克罍、克盉）明确记述了周王封燕的史实，为进一步推定它是燕国早期都城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分封的会场很讲究

克罍和克盉的价值在哪里？这要从铭文入手。铭文共43字，周王命辞有30字，可知它们的主要功用是记录王命。

据著名学者陈平在《克罍、克盉铭文及其有关问题》一文中钩沉，周王所呼“太保”，即召公姬奭，接着，王回顾了“大封礼”（给诸侯分封土地的仪式）的全过程。

“大封礼”的会场很讲究，据《周礼·封人》：“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音如围，古代祭坛四周的矮墙），封其四疆。”需经盟、鬯、享三个仪式。

盟就是“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需歃血（即起誓时微饮牲血，或含于口中，或涂于口旁，以示诚意），背盟者将被诅咒。

鬯（音如畅）本意是尖底的酿酒缸，心形。鬯酒（以黑黍特酿之香酒）主要用于祭祀中的社、荣、庙、望、裸、疈（音同辟，古同副，意为剖开）等祭，此外周王斋戒时用它洗浴，大丧时用它来沃（浇灌）尸，不能饮用。

享是献祭于神。

全部完成这些仪式，才能“余大封乃享”。即唐代贾公彦所说：“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意为覆盖）以黄土，苴（音居，意为垫）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诸侯立社稷之法也。”就是从五色土社坛上割下一块，上盖黄土，下包白茅草，让诸侯带到封地的社坛中，享受祭祀。

姬奭受封“北燕”后，周王让他率“羗、 、 、雩、驭、髟（音如彪）”等部落同往，有的学者认为“ ”应为“马”，“髟”应为“微”，难下定论，但他们都曾臣服于商。

谁敢随身带“成周”卜甲

据《史记》，姬奭被封为诸侯，但他仍在周朝中央任职，无法到封地，真正到“北燕”坐镇的是姬奭的儿子“克”，也就是克罍和克盉的主人。在铭文中，称“克宅匽（燕），入土眔厥司”。

“入土”就是“纳土”，即“纳社土”的仪式，把带回的、周王朝五色土祭坛中的那一小块，正式安放在匽国的国社。“眔”的意思是“以及”。“厥司”指“纳有司”，就是将周王赐予的官员安置到匽国的工作岗位上。“纳土”和“纳有司”后，可正式统御地方。

姬奭在周朝中央，先后辅佐过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他死后，留在中央的儿子继续当召公。

那么，“克”是姬奭的第几个儿子呢？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召公）亦以元子（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认为“克”是大儿子，可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克”的后代始终对召公毕恭毕敬，毫无大宗风范，他很可能不是长子。

虽然姬奭不直抓“北燕”，但有证据表明，他来过西周燕都。1996年，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3片西周卜甲（占卜用的龟甲），竟有“成周”二字。

学者曹定云在《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中指出，商周时代，“地名一般是和部落之名相联系”，商人住的地方多称“商”，周人住的地方多称“周”，所以有宗周、岐周等名。“成周”应是“周人灭商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治、军事重镇”，可能与周成王迁都有关，故名“成周”。

在当时，敢随身携带“成周”字样的卜甲，可能只有姬奭。

召公曾在燕京生活

首先，姬奭本身就是卜师。《尚书·召浩》中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谙。”承担了给周成王“相宅”的工作。

其次，姬奭负责营造洛邑工程。《史记·周本纪》中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

不难推断，“成周”的“相宅”和“营建”，亦由姬奭负责。当时卜甲是难得之物，会多次使用，所以姬奭随身携带用过的“成周”卜甲。

据《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在平定“武庚叛乱”中，召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周公和召公是分路进行的，周公征讨的重点在东面和东南，即伐淮夷（黄淮、江淮一带的古部族）、奄（商末小国，商王朝重要盟友，国都在今山东曲阜，被周成王所灭）和薄姑（即蒲姑国，都城今属山东博兴县，夏殷时均为诸侯）。召公征讨的重点在东北，并追击北奔的禄父（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字禄父）。平定叛乱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东北一路的政务实际上由召公管理”。

西周燕都很可能是姬奭的指挥中心。

从西周燕都遗址发掘看，周系文化、商系文化和土著文化并存，或是战后，姬奭将不同部族的人们安置在这里，以便集中管理。以往史料多称姬奭因武王灭商被封到“北燕”，而从考古发现看，他似乎是平定“武庚叛乱”后，才受封到“北燕”。据曹定云先生考证，姬奭后来还到过今河北的邢台，为邢国受封建城选址而占卜。

种种证据，说明姬奭确在北京生活过，出土的“成周”卜甲，应是他落下的。

呈现传统智慧之美

克罍和克盉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即它饱含着传统智慧。

商朝重鬼神，重身份，贵族才有祭祀权，普通人不可与鬼沟通。商朝喜人祭，手段残忍，甲骨中可考人祭数量，多达14000余人，仅武丁时就使用了9021人为人祭。周朝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便是惊心动魄的“商周之变”。

学者李硕在《翦商》一书中指出，周朝在庆祝洛阳建成的祭祀中，也只用三牛、一羊、一豕，宣告人祭宗教终结。周人曾长期为商朝提供人祭，为消除这段不光彩记录，也为彻底消灭人祭制度，周公甚至毁掉了所有商人记录，并把有保留价值的信息编成难懂的《易经》，以防民间传播。

学者董瑜在《浅析堇鼎、攸簋、克盉背后的〈八诰〉理念》中指出，以商为鉴，周公在原先的“帝—王”解释框架中增加了一个媒介因子——“德”，而“德”的中心内容是“保民”。周武王去世前，反复表示，他最担心“予有不显，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下不宾在高祖，维天下不嘉，于降来省”。

正是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指导下，周朝青铜器特别强调礼。

殷商贵族好饮酒，青铜礼器多是爵、觚、斝等，周朝则重鼎、簋等食器，并制定了最早的禁酒令《酒诰》。

“商周之变”的世俗化、重视道德、排斥穷奢极欲，乃至理性精神，在克罍和克盉中都有呈现，它们虽是酒器，却与滥饮无关，处处散发着中正、克制、包涵、均衡之美，即使在今天，仍引人深思。（责任编辑：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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