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有蝠磬 福运喜相传

每当新春之际，人们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用各种方式送上祝福。谈到“福”，备受欢迎的是恭王府的“福”字，它有着“天下第一福”的美誉。其实，在恭王府的后罩楼，还有一处独特的砖雕，也是传统文化中吉祥与祝福的代表。

恭王府后罩楼始建于清中期和珅时代。民间盛传后罩楼为和珅的“藏宝楼”，其中每一间房子的窗户都不重样，每一扇窗户都有一个秘密。代表着房屋内的宝物。据说，从窗户的样式和花纹就能知道房间所放何物。有一间窗户的砖雕，是精美的蝙蝠、磬（乐器）、绳穗以及鲶鱼图案：一只蝙蝠从天而降；十四只蝙蝠组成古代乐器磬形状；两只鲶鱼挂在下方，象征年年有余；一条线绳贯穿成“穗”……这处砖雕表达了“福庆有余”的美好愿望。

无独有偶，在西山戒台寺牡丹院（曾有“小恭王府”之誉）内院的回廊月梁上，亦有一幅精美的建筑纹饰，上有蝙蝠、磬（乐器）及两条飘带，它与恭王府的福庆有余题材极似，寓意相同，有异曲同工之妙。

恭王府是清朝留在京城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府邸建于清朝中期，曾先后作为和珅府邸（和府）。嘉庆皇帝亲政后，除掉和珅，将府邸赠与爱新觉罗·永璘，称作庆亲王府。1851年，恭亲王奕訢受赐成为房子的主人，从此得名恭王府。

清朝灭亡以后，小恭王溥伟将府邸卖与辅仁大学等多家，以后房屋多次易主，恭王府主建筑名称未变。1988年，恭王府花园对外开放，2008年，全面对外开放。这里有众多精美石刻，比如静含太古、秀挹恒春、独乐峰以及易经石刻等。

最经典的一通石刻，则是深藏在恭王府后花园假山里的康熙御笔、有着“天下第一福”的“福”字。如今，这个“福”字，被制作成各种文创产品流向五湖四海，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据说，那是当年康熙皇帝为他母亲祈福写的一个“福”字。当时，他为求慈母康健，沐浴斋戒，祈福三日，化孝心于笔端，为母“请福续寿”，一气呵写成“福寿”联体之字，其寓意为“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又被称为五福合一、福寿合一，因而有“天下第一福”之美誉。

戒台寺又称“戒坛寺”，是古代僧人授（受）戒之所。它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马鞍山山麓。始建年代不详，现有资料可追溯到隋开皇年间。它以拥有中国最大的戒台而闻名，同泉州开元寺戒坛、杭州昭庆寺戒坛并称为“神州三大戒坛”。

它是中国目前保存历代文物较多、较完整的寺院之一。这里保留的殿堂、佛塔、经幢、戒坛等建筑，对于研究我国历史和佛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诸多的石碑石刻，是一座天然的石刻博物馆。

恭王府与戒台寺，一个是地处京城闹市的御赐王府，一个是地处在北京西山深处的古刹；一个是百年幽美园林，一个是千年的佛教圣地。两者有独特的渊源吗？答案是肯定的，而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则是晚期政坛风云人物——恭亲王奕訢。

奕訢，清宣宗（道光）第六子，道光十二年（1832年）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卒。一生历经“四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及“一后”（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

奕訢出生不久便经历了鸦片战争，世界局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步入政坛后的他，顺应历史，兴办洋务，几次操纵时局，扭转危机，成为晚清炙手可热的人物。

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訢在热河受到了两宫太后召见。在推翻清朝“顾命大臣”制度，代之以“两宫垂帘、恭王秉政”的新制度中起了决定作用。以后，奕訢受两宫密旨，捕拿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史称“辛酉政变”。这是奕訢一生中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

纵观奕訢的一生，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重用，恭王府见证了其鼎盛；第二阶段，剥夺罢免职务，避居戒台寺；第三阶段，东山再起，魂归翠华山。

正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他被罢免一切差使后，开始流连于西山的古刹之间，并逐渐与戒台寺结缘。他多次以养病为名，在北京西山的潭柘寺和戒台寺小住。在罢官的第二年（1885年），他出游西山潭戒二寺四十余日。在遍览西山美景后，他也选好了自己养病避难的香林净土：他觉得戒台寺更适合自己休养生息。于是，他捐巨资为寺里修建五百罗汉堂、千佛阁等殿堂，为戒台寺赎回田庄、土地等。

此后，奕訢在戒台寺完成了诗集《翠锦吟》，自序中这样写道：

光绪甲申，闲居多暇。乙酉春初，猝遭潢儿夭逝之感，悒郁于怀，致触旧患肝疾复作，医药未能速效，遂有西山之游，聊以自遣，冀丛林净土，既得寄尘外之身心，甘雨和风，亦可涤胸中之磊块。

《翠锦吟》还记述了罗汉堂修葺完竣后，修建牡丹院的史实：

罗汉堂工竣时，有运同衔马得春捐修住房一所，为赴寺居停，因请书额，考寺创建于唐武德时名曰：慧聚，至明时改名万寿，因即以“慧聚”二字书额，仍其旧也，并纪一律……

这也正是戒台寺牡丹院的缘起。如今，牡丹院二门还悬挂有恭亲王奕訢亲笔题写的“慧聚堂”。它是取自戒台寺辽代时的名称：慧聚寺。之后，恭亲王一家人便在这深山古刹过上了“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的清净生活。奕訢还将恭王府里的一座假山和一些家具，也搬进了小院。因为恭王府与戒台寺的渊源，戒台寺牡丹院又曾被称为“小恭王府”。

其实，早在光绪年间，奕訢与西山的缘分便已开始。

1997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小学校舍改造，在西院施工现场，工人一镐下去感觉有大石头，便细心清理。果然，发现这是一通大理石石碑。出土后，经文管所有关同志拓片识别，此碑与修治永定河有关。碑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慈禧太后关于修治永定河的懿旨；二是和硕恭亲王、和硕醇亲王报请慈禧太后的奏折。

碑文载“和硕恭亲王和硕醇亲王于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具奏，察看永定河工现已就绪，请饬实力办理一折……”这块碑文记录了清末恭亲王、醇亲王察看永定河治理工程的经过，以及慈禧太后关于治理永定河的批示。

立碑人为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他曾随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战将，此次统帅永定河治理工程。

这通石碑的发现，对清末永定河出山口处水利工程缘起、经过提供了实物证据。它是恭亲王奕訢与西山永定河的初次记载，也是奕訢结缘西山的物证。

如今恭王府和戒台寺都已成为人们休闲旅游胜地，而当年的砖雕和纹饰历经一百余年沧桑，走进人们的生活。有诗云：“两座恭王府，福庆代代传，雅趣恒生处，百姓乐其间。”新春将至，也愿人人享有“天下第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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