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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脉”在哪里?

北京晚报·五色土 2024-02-07 16:29

“古今论九州山脉,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为障,总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 发 脉。”康 熙 四 十 八 年(1709年),康熙与重臣李光地就泰山龙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李光地认为泰山龙脉“大约从陕西、河南来”,康熙却独出心裁地提出:“凡山东泰岱诸山来脉,俱从长白山来”,由此写下《泰山龙脉自长白山来》(又称《泰山龙脉论》)。

泰山是明清两代重要的神山,所谓“我国家定鼎燕冀,实惟兹山雄峙于东,侈形势,壮舆图,以奠王畿,国计漕源,亦维兹是赖”。泰山是定都北京的理据,亦是皇朝神话的基石。在老北京,“泰山信仰”深入日常,东岳庙之外,另有288座碧霞元君庙(供奉泰山娘娘),桥道要冲多设泰山石敢当。

康熙的泰山龙脉源于长白山论,将中原神山与八旗传统信仰巧妙结合起来,证据虽不足,却起到了化解矛盾、促进团结的作用,难怪李光地大为叹服:“倘非皇上灼知而发明之,则遗经之指,千载梦梦也。”

康熙并未解释什么是“龙脉”。古人缺乏定义意识,层积之下,“龙脉”成了只可意会、无法细究的词。在北京,至少有五处被称为龙脉:宣南龙脉、中轴线龙脉、紫禁城龙脉(龙穴在交泰殿)、水龙脉、十三陵龙脉……这些“龙脉”究竟是怎么回事,值得捋一捋。

(清)张廷彦等绘《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

“龙脉”源头是“地脉”

“龙脉”说貌似悠久,但相关古籍皆伪托,中晚唐始有此论,至宋勃兴。

“龙脉”出自“地脉”。据学者沈婉婷的《昆仑龙脉观念溯源》,《史记》最早提到“地脉”:

(蒙恬被秦二世赐死前)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司马迁评论说,建秦直道令百姓痛苦,蒙恬“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则“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王充在《论衡》中称:“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王充认为,地养万物,“绝地脉”即伤民生,应处死。

三人都相信“地脉”客观存在。“地脉”是比附人体而成的观念,视山峦为骨骼,视泥土为肌肉,视地下水为血液……人有筋脉,地亦有“地脉”。故《吴越春秋》称:“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问之山川脉理。”

掌控“地脉”,如乘地铁,据《列异传》:“费长房(东汉修仙者)又能缩地脉。坐客在家,至市买鲊(音如昨,腌鱼),一日之间,人见之千里外者数处。”

学者段志强在《经学、政治与堪舆:中国龙脉理论的形成》一文中钩沉,中国最早地理学文献《山海经》《禹贡》中,记录(欠准确)了山川分布,尚无等级、尊卑之分。东汉学者马融、王肃将《禹贡》中的大山从北至南分为三条(学者郑玄又分南条成二列),最北为碣石,最南为衡山,即当时人们界定的华夏核心区域。

一步步走向“龙脉说”

段志强指出,唐僧一行提出“两戒两河说”,是“以山川限华夷”之始。

僧一行认为,“北戒”始于三危山(今甘肃省敦煌市附近)、积石山(青甘边界祁连山支脉),沿终南山、太华山、王屋山、太行,直到濊貊、朝鲜,“所以限戎狄也”;“南戒”始于岷山、嶓冢(今甘肃省天水与礼县之间),经商山、熊耳山、桐柏、武当山、荆山至衡山,再至闽中,“所以限蛮夷也”。

“两戒”之间,又分“两河”,即:黄河、泾水、渭水、济水等组成的北河;长江、汉水、淮水等组成的南河。

“两戒”别华夷,“两河”分华夏。

这些归纳成的“规律”不产生新知识,甚至为“合理”而扭曲事实,但通俗易懂、便于记忆。“两戒两河说”最大的漏洞是:唐朝首都长安竟在“北戒”外,成了“戎狄”。据段志强钩沉,南宋唐仲友绘《唐一行山河分野图》时,悄悄将“北戒”向北移动,以将长安收入中原。

为补僧一行的Bug,南宋人在伪托唐人杨筠松的《撼龙经》中,将佛教的“四大部洲”说抄袭了过来,将须弥山定为天下中央,生出四条龙脉,唯“南方之龙”入中国,与长江、黄河相连。在同样托名杨筠松的《疑龙经》中,则称天下皆龙脉,有干龙、枝龙之别,“长作军州短作县,枝上节节是乡村……凡有枝龙长百里,百里周围作一县”。

《撼龙经》《疑龙经》皆出自江西,是堪舆术的基础典籍,到了明初,已是“其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只不过把“天下中央”从须弥山变成昆仑山。

朱熹又加了把火

堪舆术走向正统,多亏朱熹。

据段志强钩沉,朱熹喜风水学,他将客观的地理知识“义理化”。他提出“三条说”,以鸭绿江、黄河、长江三河为根本,主张“尧都中原,风水极佳”“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河东河北皆绕太行山,尧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

朱熹这么说,有反对偏安江南之意,且解释了金国为何崛起,即“以华夷共视为中脉,盖鸭绿江外又有大干为护”。朱熹的主张与道德理论相结合,让地理学染上神秘色彩。

后人称朱熹的观点“明理”,是“探山川融结之情,引经援史,远及方郡邑之大势,可与识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其好处是:只要懂道德原理,无需实地踏勘,即可当“地理人”。由此养成读书人只知教条、不顾实际的习惯,貌似博学,实则“为通而通”,只会毫无意义的“通”。

朱熹的“大风水”说(实为堪舆学速成法)影响巨大,成为意识形态。朱棣迁都北京,即有碰瓷“冀都”之嫌,其实朱熹没说“冀都”是北京。

在道士张留孙建议下,元世祖忽必烈允许在北京建东岳庙,并封泰山为天齐大生仁圣帝。

一方面,忽必烈信任张留孙,甚至任命宰相,也要张先占卜,得吉乃行。张留孙负责为皇家念咒驱邪疗病,且祈祷风雨。

另一方面,泰山神即天孙(天帝之孙,一说是盘古大帝第五代孙金虹氏),历来被视为皇权合法性的来源,且朱熹明确说,冀都是“泰山耸于左,是为龙”,礼待东岳大帝的言外之意,是将自己比拟为尧舜。

廖均卿未设龙脉

明代地理家王士性提出“三大干龙说”,即“自昔堪舆家皆云,天下山川起昆仑,分三龙入中国”,主要内容是:以“天下祖山”昆仑山为始,三支山脉穿越中国,称北干、中干和南干,即龙脉。北京在北干(最长的龙脉)上,起于昆仑山,终于天寿山(今属昌平区)。

昆仑山上位,一是被认作天下正中;二是长江、黄河等重要水系的发源地,符合龙驭雨水的传说。遂有“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之论。

“三大干龙说”适合历史解释,比如元朝兴起,是得北干之助;朱元璋起于凤阳,“发自中条,王气攸萃”;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回归冀都……可南干到横断山脉转为南北向,与理想中的格局不同。此外,南干少帝王,只好解释成:“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北龙次之,南龙向未发,自宋南渡始发,而久者宜其少间歇,其新发者其当坌涌何疑?”

有说法称,北京城的龙脉是著名风水家廖均卿设定的,无据。朱棣建长陵时,因唐代杨筠松是江西人,下令江西各府找擅风水者,得廖均卿,据说是唐风水大师廖三传的后人。

廖均卿选定后来的十三陵,据他的儿子廖信厚记,挖陵时地下水涌出,主凶,卜地者应受极刑。廖均卿称明成祖亲至,水可立止。朱棣好奇,亲自到场,水仍涌出,廖均卿遂对山大喝,果然水止,下挖三尺,得石盆一个、石鲤鱼一对,令朱棣惊叹。这些记录荒诞不经。

廖均卿死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没赶上明成祖改造北京城(始于永乐十七年,即1419年)。

“龙脉说”不易实证

按风水理论,建城的首要原则是定龙脉,但北京城所谓的龙脉,多是模糊的比喻,即“龙者,山之行度,起伏转折,变化多端,有似于龙,故以龙名之”。

比如宣南龙脉,是金中都被毁后,最繁华的檀州街尚存,连接元大都形成密集的商业、手工业聚居区,即明代交龙碑上所写“正阳门西,由臧家桥至宣武门,乃龙脉交通马车辐辏之地”,但它是意外的产物。

有学者认为,紫禁城、天坛、北海和颐和园是北京的龙脉,但这些建筑非同时设计,且施工时间长,原设计被多次篡改,也许未经整体规划。至于中轴线龙脉、水龙脉,体现了传统城市的设计原则,但是不是精心谋划的结果,有待更多证据。

学者刘悦在《浅析龙脉、龙穴在故宫风水中的运用》中认为,紫禁城内有一条龙脉,核心是“龙穴”交泰殿。

交泰殿

交泰殿在乾清宫、坤宁宫之间。前者是皇帝起居和办公的地方,象征着天;后者在明代是皇后的居所,清代则成萨满祭祀用所,皇帝在此举办大婚,象征着地。“交泰殿处于二者之中,为天地交通之处,符合‘天地交通’的原则”。且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加上乾清门、坤宁门,日精门、月华门、隆福门和景和门,“整个建筑群在命名上就好似一个宇宙生成的过程”,隐含了天地阴阳的思想。

刘悦表示,交泰殿还符合“龙穴深藏”的原则,在中轴线上,但“它处于一个封闭的乾清宫建筑群”中,在前朝三大殿和后寝三宫中,只有交泰殿和太和殿上方悬挂轩辕镜。

这些细节的龙脉说,不易实证。

康熙偏要讲“科学”

相比于细节的龙脉,清帝更重视宏观的龙脉。

康熙三赴泰山,行二跪六叩之礼,在《从“泰山龙脉”之争看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文中,学者周郢钩沉:“康熙帝以如此隆重的礼仪亲祀泰山神,这是史无先例的。”

乾隆更甚,11次至泰山,是历代君王之最,最后一次,80岁的他三跪九叩,写诗自道“九叩申虔谢,八旬实罕逢”。

当时的朝鲜使节不以为然,认为是“无益之费”,称“清人之好佛,亦不让于前明,可不惧哉”。清代北京,东岳庙香火鼎盛,朝鲜使节一边感慨“非一两日间可以毕览”,一边讽刺庙中竟供臆想的东岳大帝父母,即“殿内奉一丈夫一妇人,乃泰山神爷娘也”。

清帝重视泰山,碧霞元君虽不见于典籍,属野神,康熙却多次祭拜,奇怪的是,他称碧霞元君是天妃(即妈祖)。乾隆也6次在泰山祭拜碧霞元君,以至无人再敢称淫祀。

为证明泰山来自长白山,康熙派传教士“航海测量”,《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称:“皇帝特遣西洋国人善解天文地理者来到凤城,历览地理,图画山形,后转向水上云云。”结论是,辽东半岛及渤海湾诸岛岩石,与山东半岛相同,北京的龙脉在长白山。

龙脉本是建构而成的说法,康熙偏要拿出“科学精神”来,未免戏精附体。李光地等人信以为真,可能因明代辽东也属山东布政司,长白山与泰山同省。其实,康熙的观点的科学依据不足,但“盖自圣祖御制《泰山龙脉论》出,而百家息啄矣”。皇权参与科学争论,必然是既无争论,也无科学。

(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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