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王原来不是“龙”

“忧稼能谁怜及汝，回苏即我未殊伊。最欣入夜息群籁，点滴空林飒沓时。”

这是乾隆皇帝在《喜雨十首》中写下的句子，他的父亲雍正祈雨有效后，辄写《喜雨诗》以致谢，乾隆亦然。清代重祈雨，将雩祭列为国家大祀（元代无雩祭，明代为中祀），同时保留了祈雨（中祀）。在这四句之前，有“幸逢嘉霔（音如树，通澍，意为时雨灌注）敷优泽，一洗纷尘转润姿”，即黑龙潭龙王庙对联，只是略改两字，成“幸逢嘉霖敷优泽，一洗粉尘转润姿”。

清帝祈雨不成功，必来黑龙潭龙王庙致祭，据说很灵验。该庙建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乾隆写过《黑龙潭》《诣黑龙潭祈雨》等诗，封潭中黑龙为“照灵沛泽龙王之神”。

在老北京，龙王庙是最常见庙宇之一，圆明园中即有多座龙王庙。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1949年前，北京的龙王庙（或龙王堂）多达80余座。永定河沿线著名的龙王庙就有四座：三家店龙王庙、石景山惠济庙、丰台区南惠济庙、永定河河神祠。

龙王庙有两怪：一是制服不统一，有的着龙袍、戴梁冠，有的穿僧服；二是龙头人身，与龙的造型不同。

这是因为，龙王来自印度，因误译与中国龙混为一谈，致定位艰难。在古代，梁冠的梁数标明官职高低，可龙王庙中塑像，品级高低各异，有的还戴着自汉朝灭亡后皇帝专用的太平冠……

龙王不是龙，但搞错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龙，只好承担起旱涝之责。

（元）朱玉《龙宫水府图》页

甲骨文中有大量求雨记录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人与谷物相结合的生态联合体。

采集游猎时代，人类食物更丰富（不低于150种），身高较农耕时期高10厘米，骨密度多20%，少疾病，平均寿命长8至10岁。从考古看，先民选择农耕后，很快便放弃。

然而，谷物将先民又带回农耕。

谷物成熟有鲜明的季节性（现代品种已不明显），便于税收。芋头等也能当主粮，但它成熟后可留在地里1至2年，种植者随时收获，无法监控。从结果看，以芋头等为主粮的民族很难发展成帝国。

谷物为早期国家创造了契机，税收有保障，酋长们遂按节气，组织生产，美国学者詹·C·斯科特称此过程为“作茧自缚”。

在人类帮助下，谷物的DNA广泛传播，成优势物种；在谷物帮助下，人类开始定居，生育率提高，随着人口增加，对传染病的适应力大大超过采集游猎人群，渐征服后者。

生态联合体也给双方带来约束：谷物扩张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引发周期性灾害；为应对风险，80%以上的人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即使如此，每代人仍会遭遇一次大饥荒；为免于饥荒，只能诉诸神秘力量，以维持“可以控制自然”的幻觉。

在甲骨文中，有大量求雨记录，且已出现“雩”（音如于，求雨的祭祀）字，据《说文解字》：“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学者宋红玉在《中国古代雩祭礼制研究》中认为，雩即呼，甲骨文中有“唯戌呼舞，有大雨；唯万呼舞，有大雨。”巫师们边喊边跳舞，是当时求雨的主要方式；求雨不得，巫师们会被烧死，理由是派他到上天去跟神说情。

董仲舒创造了许多“奇招”

据学者宋红玉钩沉，《吕氏春秋》称：“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由此看来，商王朝建立者商汤就是巫师，“桑林”应是祈雨的祭坛。

周代，巫的地位下降，雩祭由官员主持，“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人“尚臭”，喜燎祀，求雨未成，也会烧死巫师，以其臭气通神，后改成较“斯文”的暴晒。“舞雩”时，女巫挥五彩帗（音如服，舞具，可能是五彩丝绸长条，挑在竿上），帗代表云。

西汉只在夏季雩祭，由太常（九卿之首）向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祈祷。董仲舒据五行说，称旱灾、水灾源于阴阳错行，他创造了许多“奇招”。如：夏季挖一条沟，从土地庙通村外，抓5只蛤蟆，放土地庙的池中（必须方七尺，深一尺），穿红衣服，跪拜祈求。

此外，雩祭时“不得举火，抑阳助阴也”、不砍伐山林、不兴土木、不冶炼、不改水道、禁男人5日内入市场、暴晒巫师和面有疾者、在祭坛上晒锅和臼杵（农具）等。

东汉国力下降，防灾减灾无能，只好加强雩祭力度，皇帝亲自参与，大旱时“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人和谷物联盟”有所松动。此前，节日是官方发布的节气，东汉时节日与节气开始分离，节气渐退出，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新节出现。

一方面，东汉推行阴阳合历，用数字代干支，不便记忆；另一方面，灾害多，靠“一三五七九”等阳数避灾。

蝾螈代替龙受罪

魏晋南北朝时，受佛教影响，巫祝渐少，且“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据学者宋红玉钩沉，时人更相信人，如晋朝著作郎束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人感激，作歌：“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

隋文帝恢复先秦雩制，遇旱“行七事”，即“理冤狱失职，存鳏寡孤独，振困乏，掩骼埋胔（音如紫，意为腐烂的肉，全句意为收葬暴露于野的尸体），省徭役，进贤良，举直言，退佞谄，黜贪残，命有司会男女，恤怨旷”。

到了唐代，龙与祈雨的关系变得更密切，增加了投龙祈雨、画龙祈雨等。

投龙祈雨即“投龙简”，皇帝斋戒后，将文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用青丝捆扎，分称山简、土简和水简，在正月十五日（天官）、七月十五日（地官）、十月十五日（水官）时，投入水中。本是祈福，唐高宗始用来求雨。

画龙祈雨则是请名家画龙，唐玄宗曾让吴道子“图写镜龙，以赐法善（即道士叶法善，擅求雨）”。

唐代还会鞭打蝾螈，因它长得像龙，疑似龙的亲戚，方法是：“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又写作虵医，蝾螈的别名）四头，十石瓮二枚，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后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以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

唐代佛教祈雨开始盛行，唐太宗曾令天下僧尼每年正月和七月转经行道，唐廷常招高僧进宫中祈雨。五代时，雩祭已不在郊庙，而是转到寺院。

龙王跟着节日走

宋代多干旱，雩祭列为大祀。据学者宋红玉钩沉，宋太祖至宋英宗时，皇帝皆亲祭；宋神宗后，才由官员替代。在印度，干旱时众生依法唱神咒祈雨，据说很灵验。宋代引入诸多佛教方法，总称“法华法”，据学者李思颖在《宋代官方佛教祈雨仪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钩沉，包括：

水天法：包括水天呼召印咒法（手指做出特殊姿势，诵咒一千八遍），造水天像法（用白檀木刻水天像，像高五寸或二寸半。造像须三只眼，身形头面似天女，头戴天冠，身着天衣，衣上有瓔珞）和水天身印法（起立，并双脚，在眉间合掌，两个食指押在两个大拇指上）。

千手供养法：结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碎三千大千界灭罪印，把乌麻子和稗麻子油混合、搓成丸，念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后，将丸投入河中。

除雨障真言法：念咒。

白芥子护摩法：护摩即“烧”，烧白芥子并念咒。

黄色净衣感雨法：祈雨时穿黄色净衣，使雨被感召。

唐宋时，祈雨中佛教元素增加，因东汉灭亡后400多年，大多数时间战乱，人民苦痛，创造大量的节日，多针对厉鬼，比如：十二月八日驱疟鬼、魍魉鬼和小鬼，他们是颛顼（上古五帝之一）的三个早死的儿子；七月七日吞红小豆，驱共工的“不才子”；正月初六送“穷鬼”，也是颛顼的儿子；九月九日悼丁姑，她活活累死，所以此日女性不劳动……

这些节日大多来自佛教，也有少数来自祆教（又称拜火教），比如人日（正月初七）奉火德星君。

随着这些节日普及，印度龙王被中国民众接受。

那迦只是一条蛇

印度龙王的记载出自佛经，本名那迦，长身无足，原型是蟒蛇，译成汉语时，为便理解，直译成“龙”。

据学者沈梅丽在《古代小说与龙王信仰》中钩沉，那迦属畜生趣，人间行恶之人所化，归西方守护神水天领导后，成崇护佛法、降雨救济的好龙，在“天龙八部”中排名第二。

那迦与水关系密切，与中国龙近似。唐代时，出现了“四海龙王”的说法，并被道教吸纳，直到明代《西游记》，才有姓名，即“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闰，北海龙王敖顺”。龙王姓敖，可能源于水天“戴五龙冠，乘龟”，龟即鳌（敖）。

印度龙王“龙头人身”，与中国龙不同，学者苑利认为：“龙王的拟人化始于唐代,是印度文化影响的结果。在此之前，龙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种虚拟动物。”

太多外来文化因素，让民间搞不明白，龙王算几级干部。

学者苑利研究了山西河曲岱岳殿龙王庙中的五龙王塑像，发现它们戴的梁冠仅2至7道梁，而皇帝是24道梁，可见“龙王品级大致相当于五六品官员”。宋后历朝均将龙王列入国家正祀，民间有“龙王节”，“每逢赛社，必定有剧目演出”，但各地日期不同。学者沈梅丽认为，这导致“在民间信仰中，又存在着龙王神像的亦帝亦臣、亦佛亦王的糅合现象”。

皇家神话龙王，民间却未必当回事。据唐代小说《卢氏杂说》：“（黎干）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

清代雩祭越来越草率

元代废雩祭，因取包税人制，国家较少干预农业生产，破坏了“人与谷物联盟”，带来恶果。据邓拓《中国救荒史》，“元代一百余年间，受灾总共达五百十三次”，远超历代。元顺帝时，平均每两年即遭一次极寒天气，引发大饥荒。朱元璋一家在大饥荒中，9口死了4口，他后来写道：“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明代恢复雩祭，但无常仪。据学者宋红玉钩沉，明神宗时，皇帝不再将干旱归于自身，他说：“天旱，虽由联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

清帝重祈雨，据学者尧蓝在《清代雩祭礼制研究》中钩沉，顺治十四年（1657年）首在天坛雩祭，皇帝“前期斋三日，冠服浅色，禁屠宰，罢刑名”。康熙时，几乎每年都亲自祈雨。一次官员预测将雨，请致祭，以示灵验，康熙予以拒绝，认为不虔诚。

清朝初期天坛管理松散，“乐舞生等居住天坛之内，造卖药酒酱菜等物，或将房屋赁与来京赴试举子、候补候选官员，或于院内种植花草招引游人，其中均颇得利益”，雍正时严禁，才有改观。

清廷听说邯郸有井，井中铁牌灵验，京师干旱，常请铁牌到京致祭，雨后送回。清中期后，皇帝较少亲自参与，随着财务紧张，祭祀开支一减再减，雩祭越来越草率。

与元朝不同，清朝努力维持“人与谷物联盟”，却一叶障目，屡屡错过近代化机会。祈雨目的是促进农业生产，变成为祭祀而祭祀，便离题万里。（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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