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曾有镇罗营，历史上两易其名

平谷境内的明代长城约有百余里，设有彰作里、将军石、黄松峪、南水峪、北水峪5座关隘及镇罗营、峨嵋山营、东上营、熊儿峪营、黑水湾寨、熊儿峪寨、鱼子山寨等营寨。六百余年间，这些关口和营寨之名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且沿用至今，唯独镇罗营及相关关隘几经变迁。

镇罗营玻璃台段长城全景

明代曾称为镇虏营

明万历四年（1576年）出版的《四镇三关志》记载：“镇虏营，城堡一座，原为猪圈头营，永乐年建。”长城附近所设营寨，往往是为镇守关隘或边墙，因此，当初应该是先设了猪圈头关，随后又设猪圈头营。这一推论在《明孝宗实录》中得到证实，弘治七年（1494年），都御史屠勋上奏，言说猪圈头关不好防守，请求加修城垛和墩堡。

屠勋在奏折中谈到的猪圈头关，应该是由附近的猪圈头庄得名，位置大致在今镇罗营镇关上村处。关上村药王庙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铸造的大铁钟刻有铭文，其中就有“猪圈头庄”字样。

关上村药王庙铁钟

猪圈头营改为镇虏营，大约是在嘉靖年间。嘉靖十六年（1537年），当地重修娘娘庙的碑记上，落款署名为“猪圈头营把总指挥丙子科武进士渔阳李圻撰”，说明在嘉靖十六年的营寨还是猪圈头营，关口也应该是猪圈头关。而三年之后，猪圈头营就改为镇虏营，《四镇三关志》“职官考”记载“蓟镇职官”时写道：“镇虏营提调公署，嘉靖十九年（1540年）建于本营城。”“镇虏营提调，嘉靖十九年设。”由此可知，在嘉靖十九年，猪圈头关改作镇虏关，猪圈头营亦随之改作镇虏营了。此外，根据《四镇三关志》的记载，镇虏营还镇守着北水谷关、南水谷关2座关口，其下统领着灰谷口寨、熊儿谷寨、鱼子山寨3座营寨。

有趣的是，关于镇虏营这一名称的来历，《北京市平谷县地名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因在此拘押过俘虏，故又称镇虏营。”并“据考，明嘉靖二十三年，北部朵颜卫部族两千余人越境犯关，经张守奎率领守军奋勇追杀，打死打伤朵颜军500余人，其余全部被俘，押在猪圈头营，从此朵颜卫部再也不敢侵犯边关了”。这一记载中关于镇虏营名称的由来应该有误，因为在此前四年，猪圈头营就已经改称镇虏营了，所以是否关押过俘虏和关口名称无关。

历史上长期困扰大明朝廷的两大边患，一是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的侵扰，二是北部边境蒙古鞑靼部、瓦剌部等的袭扰，史称“南倭北虏”。《四镇三关志》多处写到“虏”字，如“洪武二十一年春三月……出大宁征虏”，就连编纂者刘效祖在序言中也写“凡为关镇，计以御虏也。虏入，则关镇不宁；不入，则关镇宁”等等。明代长城沿线也有使用类似名字的，如怀柔区九渡河镇有座明代长城关口——镇虏关，《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也载有“卢龙县天启七年‘镇虏门’门额刻石”，所以，“镇虏”之“虏”，和俘虏是没有关系的。

猪圈头营改为镇虏营后，其仓库名并未改变。今关上村附近的见子庄，以前就叫做猪圈仓，大概是有“猪圈”二字，有人便说这儿过去是养猪的地方。其实，明初在关上村一带设了猪圈头关及猪圈头营后，便在今见子庄一带建造了仓库，存贮粮草，该仓库就称为猪圈头营仓。《四镇三关志》记载：“镇虏营，地二十五顷二十一亩，粮二百八十七石，米、豆俱猪圈头营仓收贮。”由此可见，猪圈头营仓是收贮米、豆的粮仓，而非养猪之所。清朝后期，夏各庄镇陈太务村靳姓人来此立庄，遂改称见子庄。

清代改为镇罗营

镇虏关改为镇罗关，镇虏营改为镇鲁营、镇罗营，当在清代了。

清代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文化控制，从文人学者的文字中摘取字句，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制造文字狱。如龚自珍《咏史》诗中所写：“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学者无所适从，只好谨小慎微，常常将涉嫌字眼改成其他字代替，后来连“胡”、“虏”、“夷”、“狄”等也成了避讳字，书中往往空格不刻。清康熙时顾祖禹编撰了《读史方舆纪要》，今人点校时特意说明：“《读史方舆纪要》最初写作时，凡遇‘胡’、‘虏’等字，皆直书不讳。后清廷禁令渐严，顾氏遂将书中‘胡’、‘虏’等字涂成墨点，或改成‘狐’、‘罗’等同音字。”因此，清人在《畿辅通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志书典籍中将明代“镇虏关”“镇虏营”等带有蔑称的“虏”字改写成“罗”字，这才有了镇罗关、镇罗营之称。而《畿辅通志》引用《读史方舆纪要》的“一名镇鲁营”之“鲁”字，亦当为避“虏”讳而改。

镇虏营西门之“镇虏营”匾额

镇虏营何时改为镇罗营呢？1938年《密云县志》所录镇罗上营《重修水月庵古刹碑记》，有“我镇营旧有水月庵”语。此碑记刻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这里的“镇营”，不大可能是随手少写了“虏”字，应该是有意没写，但此时尚未改为镇罗营，不然就直接书写了。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关上沐浴庵（今属东寺峪）碑文落款为“管理镇罗关等处地方提应事务李述舜”，说明已将镇虏关改为镇罗关了，镇虏营亦随之改为镇罗营了。看来，“镇虏营”石匾的“虏”字被凿去，又抹上石灰重新凿一“罗”字，亦当此时所为了。

驻扎在镇罗营的军官是把总。查阅光绪七年（1881年）《密云县志》，“关隘”确实记载：“镇罗关，又十里，曰镇罗营，把总戍之。”“把总”是明代及清前中期军官官职，明代属京营、边军系统，为正七品武官。这说明明代关隘一直延续到清代。清王朝建立后，尽管过去的边关重镇失去了明时的军事作用，但这里的关口、城堡仍未被废弃，直至民国初年才被裁撤。

清代镇罗营的驻军也可从相关史册中查证。光绪十二年（1886年）所编《遵化通志》中设有《陵寝志》，记述雾灵山为清东陵后龙之地，遵化、蓟州、密云、平谷各州县皆为“附近陵寝禁地”。道光二年（1822年），将墙子路、杨家堡、镇罗关等处，不拘里程，只以山树林边所止之处为界，立界石6块，界石上刻有“禁地官山界石”等字样。《遵化通志》“营制”还记载：“墙子路营，驻密云县境墙子路，守护风水后龙地。都司一员，初设参将，顺治五年改设。辖本营，并镇罗关、杨家堡二汛。”“镇罗营关汛，把总一员，外委一员，额外外委二名，马兵三名，守兵一百名，营马五匹”。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均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作“汛地”。由此可知清时镇罗营驻兵之大概。

城堡分上营与下营

镇罗营有两座城堡，分为上营和下营。下营是明永乐时所建猪圈头营，也叫“旧城”。下营设东西两门，东门有“北边雄镇”匾额，西门为“镇虏营”匾额。东西城门间一条街道贯通，南北是一条条的小胡同。下营没有衙门一类的高大建筑，多是民居一样的平房。街中心路北有座城隍庙，算是下营的主要建筑了。

上营修建于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期间，与下营相隔近百米。与上营一起修建的有一座空心敌楼，而空心敌楼为戚继光所创造。戚继光加固长城，筑建墩台，整顿屯田，训练军队，形成墙、台、堑密切联络的防御体系，时人誉为“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四镇三关志》记载：“镇虏营下……空心敌台十座，隆庆三年（1569年）至万历元年（1573年）节次建”。上营之所以建造得坚固、高大，也是得力于总兵戚继光主政蓟镇，从而形成了所谓“新旧两城”。

上营东西长500米，南北长300米。四面围以高大的砖城墙，上筑垛口，下面为坚固的花岗岩大条石垒砌。过去在上营城堡四角各有一尊大铁炮，两人都抬不动。上营设东、西、北三门，形成东西门相通、北门与南墙相连的十字街道。三个门外都有一道3丈来高，2丈多宽的大影壁，以大城砖垒砌，两面抹上白灰。据说上营过去住着把总，把总的衙门就在十字街口西北的位置，衙门前面是一片操场，衙门东面还有一排临街民房，几乎为街中心。上营城基石约有两人那么高，都是大块条石，城墙有七八尺宽，外面大砖垒砌，里面巨石垒砌，上面砌有垛口。上营比下营的面积大一半，抗战时期，日伪军住在上营内，并在南城墙中间一座敌台上建造了炮楼。1944年上半年，日军撤走，上营连同日军炮楼陆续拆毁。北门也一起毁了。如今，上营仅存一段20多米长的东城墙，一些村民的房屋还可见大城砖及大条石等遗存。

村民房屋仍可见大城砖和大条石遗存

1914年的《密云县志》“舆地·村庄”记载：“镇罗营堡，至县六十里。”后面特以小字写着“上下二堡”。世事沧桑，镇罗营两座城堡今已荡然无存，原来的“上下二堡”，各自以原营堡为基础独立成村，分别称为上营村与下营村。而当地十里八乡之人，还顺口称这俩村为镇罗营，也是习惯使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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