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天津的北京印记”系列，这组文章曾在《北京青年报》全文发表。

在天津奥租界里溜达，我的目光与好奇心配合得倒是十分紧密。突然间，民族路47号门前的“鲍贵卿故居”几个字，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此时，天津文史界的好友突然发来信息：“你在哪儿？”“鲍贵卿故居的门口。”“那你等我吧。对了，你在鲍贵卿的哪处故居？”“怎么还不止一处？”“是啊。民族路有一处，平安街是另一处。”“他主要住在哪一处呢？”“平安街81号。咱们就在那里见面吧。”

头回听说“鲍贵卿”这个名字，是在一次攀爬八大处公园“后山”的活动中。记得那一回，我与两个同行的访古发烧友一道，待翻过了第八处证果寺的后山，再沿着北侧水泥山路步行约一公里后，才看到路旁的枯树林中矗立着的一座尚且完整的牌坊。牌坊的额坊上刻有“海城鲍氏家祠”的字样，周边则是一堆荒坟。

步行至树林中央，只见一座由青石砌成的墓穴，大约两米多高，墓穴左侧有一处坑洞，直通墓穴底端。在墓穴以外，还能看到两根10米多高的石柱华表。华表通体被无聊者涂鸦，显得有些破败。

鲍贵卿是谁？他怎么会葬在八大处，而且还是这样隐蔽的地方。待我回家翻阅资料，发现这个“鲍贵卿”确实是大有来头。先说说他的籍贯吧。鲍贵卿是奉天（也就是而今的辽宁）海城人。他的同乡，既有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有与北京缘分颇深的奉系将军陈兴亚。当然，鲍贵卿与张作霖之间，并不单单有同乡之谊。鲍贵卿的童年寓所，与张作霖的家宅正巧门户相对，而鲍贵卿又比张作霖年长八岁。幼年的张作霖，曾经得到鲍贵卿母亲的哺育，所以两人过从甚密。后来，张作霖还把自己的长女张首芳许配给鲍贵卿的次子英麟为妻，两者结为儿女亲家。当然，鲍贵卿的发迹，可不是依靠张作霖。在鲍贵卿19岁那年，他去投奔淮军正定统军总兵叶志超。“叶志超”这三个字，您是否熟悉呢？中学历史课本提及“甲午战争”时，定会讲到叶志超这个人。课本的大字部分言道：“日军分路围攻平壤时，清军统帅叶志超弃城逃走。日军占领平壤。”待叶志超逃走以后，竟然“狂奔五百里，退到中国境内。朝鲜全境沦陷，战火烧到中国领土。”辅佐这样一位统帅，想来鲍贵卿也够憋屈的。结果，空有一身才华的鲍贵卿，受统帅连累而被清廷革去职务。

鲍贵卿的下一位伯乐，是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终于，聪明且能干的鲍贵卿，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不断地得到提拔。鲍贵卿先后担任了安徽芜湖镇守使、黑龙江督军、吉林督军、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等职。待民国十一年（1922）初下野后，鲍贵卿来到津门做了寓公。鲍贵卿的宅邸，位于奥地利租界区内，也就是而今河北区平安街的81号。这可是一处十分奢华的花园式公馆，被时人称作“鲍家大楼”。据说，鲍贵卿颇为精通建筑工程，尤其对房屋建造兴趣浓厚。在津门隐居的时候，他居住或主持开发的住宅、别墅等，相当部分都是由他亲自设计、监工的。

晚年寓居海河之畔的鲍贵卿，心心念念的人生归宿，还是在二百多里以外的京城。就在鲍贵卿精力尚佳之时，他在北京西山找寻到一处可作坟茔的土地。这片地大约七百多亩。据说，坟茔内的地面建筑与地下部分，都是鲍贵卿自行设计与监造的。坟茔中的石牌坊、石雕石刻等物，在北洋时代的军阀坟茔中难得一见。最终，于人生大戏落幕以前，鲍贵卿回到北京。他离世的地方，是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也就是而今北京医院的所在地。

当我找寻鲍贵卿于京津两地的生命足迹时，意外地走进天津“水上公园”。这可是天津城区内规模最大的一处市民休闲乐园。待我一页页地翻阅随身携带的“水上公园”史料时，猛然间发现：原来这座公园，也与鲍贵卿有些瓜葛。

寓居天津时期的鲍贵卿，对于房地产的开发，可谓是“一把老手”。那些年，就在鲍贵卿担任“仁义”地产公司董事长期间，见该公司地产大多分布在天津南门外炮台庄附近，且都是些低洼坑地，不能营建房舍。于是他成立了“顺记”垫土公司，由山东籍的好友解明臣负责管理业务。鲍贵卿与解明臣合资，用极低廉的价钱买下在天津城区西南郊的六百多亩碱地。随后，取该地之土，运至炮台庄附近，用以垫平“仁义”公司所属的坑地。由于西南郊一带长期取土垫地，从而形成了不少大坑，当时人称“解家（解明臣）大坑”。解放后，天津市政部门，就是利用“解家大坑”，才兴建起水上公园的大片人工湖区。

来源：北京号

作者：申哥带你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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