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先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上午六时在越南谅山去世，盛成在当月十二日就桂林“望城岗”写出了长文《为相伯大师服心丧》（以下简称《心丧》），此文发表在次年二月出版的《逸史》半月刊上。这本当年出版于桂林的杂志，存世不多，寻找颇费了一番工夫。该文中，盛成在一开篇就写道：“他（马相伯）的‘灯’里，最后一滴‘油’耗尽了，他去了！……离他所希望归去的故乡很远，而他却知道他有家归不得，他尤明白他死在法国殖民地的越南！精卫再生，此恨毕竟难填，呜呼！”

百岁爱国老人马相伯（摄于谅山）

壹

盛成晚年回忆录《旧世新书》，是从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从法国留学十年归来时讲起的。船到上海后，在四马路丹桂第一舞台边的第一旅社住下，马上去棋盘街商务印书馆找黄警顽。黄是当时有名的“交际博士”，盛成找他的目的，是打听马相伯和章太炎的住址。

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一早，他就去徐家汇土山湾贫儿院拜访马相伯了。因此，马相伯先生是盛成回国后正式拜见的第一个人。但突然的造访，却没有立刻如愿。那天，马老人到江湾的复旦大学去了。《旧世新书》写道：

我在他（马相伯）住的地方等他。九点以后，他回来了。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手上拿着《我的母亲》珍本第一号，送给当时已经90岁的马相伯先生。上面题的字是：“我的这些珍本是送给国家元首的，你就是我的国家元首。”这种珍本只印了130册，每本都编了号。后来，我把第2号送给了埃及国王，第3号送给了土耳其总统凯末尔。

在盛成回忆录中，法文版《我的母亲》珍本书被记录印了一百三十册，应该是某个环节的失误。经查，此版珍本应该是一百五十册。在今天的旧书市场上，当年的初版普通本，经过近百年的淘洗已日渐稀见，珍本带编号的，则更加寥落。可以证实回忆录关于珍本数字是误植的，是盛成在《心丧》文中曾写到，自己只留了一百五十册珍本中的十册。其余的一百四十册，应该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巴黎首发时由出版商推向了市场。盛成手中的十册珍本，他曾记录：埃及国王一、土耳其总统一、瓦雷里一、母亲一、弟弟一、自赠一，另有三册备存。此正好是九册，再有的一册，就是盛成当面赠予马相伯的那一本。

马相伯书法

盛成从巴黎带回的藏书（包括《我的母亲》珍本书自存的几册），在抗战烽火陡起时存放在仪征，当老家沦陷时，悉数失落。盛成在一九四〇年的文中不无戏谑地说：“全东渡扶桑留学去了”，其实，更悲观、更大的可能是，当时就被灰飞烟灭了。

马相伯拿着法文版《我的母亲》对盛成说：“呵呵，三字经上说道，扬名声，显父母，《我的母亲》写得真好啊，多少法国神父，对我称赞这一本书。”当时的马老人，居住在徐家汇教区中，往来者多有法籍神职人员，故马老人所言当是。

这一次后不久，盛成再访马相伯，曾有一问：“老师，人家说你是演说家，教育家，宗教家，革命家，究竟你是哪一家呢？”

马相伯的回答是：“少年时代，人家骂我‘汉奸’，因为我提倡洋务，现在时髦了，开口就是欧化，也没有人骂了。我少年（时）最爱科学，曾致力于中西算术，想做一个数学家；可惜一部数学稿子，未曾付印，即遗失了。我晚年专心哲学，我相信我自己的哲学，我可以自称‘哲学家’。”

盛成见马相伯，除了赠书之外，大约还有请教归国后去向的意思。他回忆，马相伯当时曾说：“你这位大菩萨，什么地方能安置你呢？”马相伯对盛成在法国留学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了解的，所以建议他到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去工作，并主动说会向时任总干事的杨杏佛推荐。但后来盛成由蔡无忌陪同去见蔡元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没想到蔡元培给他的建议是：去北京大学。

1937年8月，救国会七君子出狱后和杜重远一起，拜谢马相伯（坐者）

还是那一次见面，马老人对盛成说：“你出国太久了。中国事你太不熟悉了。让我来讲一段中国故事给你听吧！你从巴黎回来的人，猜猜看中国一碗汤的价钱是多少？”

盛成说：“十块钱。”

马相伯笑了起来：“太少太少，你不像巴黎人，你还有我们故乡的气味啊！”盛成曾说，老人原籍丹阳、生在镇江，至老不改乡音，“每谈及出世的江天所在，喜形于色。”盛成的家乡仪征，与镇江隔江相望。地理既近，方音也仿佛，两地在绵延历史中络绎往来的故事，更是将两地人的情感紧密相连。

听了老人的调侃，盛成就回答：“二十块钱。”

老人直接说：“太少。”

盛成：“那翻一个跟斗，四十元！”

没想到相伯老人马上说：“还太少！还太少！你不肯说巴黎的话啦。”盛成老实地对老人说：“老师，巴黎最贵的汤，也不能贵过二百法郎啊！”马相伯说：“我说的是上海的巴黎呢！”盛成回答：“哦，那就二百元吧。”

马相伯：“不止，不止，还差得太远呢。”盛成：“老师，四百。”马相伯：“为什么不说五百呢？小器！小器！”盛成无奈，只好说：“我就出五百吧。”马相伯：“还要加上一百呢！”盛成听了咋舌：“好家伙，六百元一碗汤，在巴黎就是三千法郎啦！”

最后，马相伯揭开谜底：“我老头子从来不曾说过假话，并且这碗汤是某阔人请我在大世界旁边一家广东酒楼吃的。我活到九十多岁，还不曾吃过这样贵重的汤呢！”

暌违十年后马相伯与盛成的第一次见面，老师与学生的一问一答之间，貌似在说“汤”，其实颇含机锋，既是实指，又非实指。这是相伯老人给刚刚学成回国的盛成上的第一堂课。

倘以虚龄算，这一年马相伯九十一岁，盛成则三十二岁。盛成与马相伯是旧识。

贰

盛成在《心丧》一文中回忆：他和马相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南京光复后的“阴历十月十三日”三牌楼第一舞台的群英大会上。那年的阴历十月十三日，为阳历十二月三日，正是南京光复的第二天。盛成在《我的母亲》中写道：“南京是十二月二日光复。”那天，盛成第一次见到并正式认识了马相伯。马是代表江苏都督程德全来出席会议的。

马相伯上台后，第一句说：“程都督今天因事不能来，教兄弟来给诸位赔罪！”话音方落，他忽然自掴其左右颊，大声道：“马相伯，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向劳苦功高的都督们、统领们、将士们赔罪呵！瞎说八道，混蛋，该打！”

会场哄堂大笑，本来因争功而互不服气的各路将领怒气自然就平和了许多。马相伯话锋一转，接着正色道：“宋、明、太平天国……诸将争功，结果是两败俱伤。如今南京虽下，但隔江的浦口，仍在清军之手，功又在哪里呢？”经过老人这一席话启示，将领们纷纷表示愿意渡江北伐。对此记忆尤深的盛成在二十八年后感慨写道：“南京之危始得转而为安，老人三寸舌，于民国之功伟矣！”

也是在这个会场上，光复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将盛成介绍给新任江宁府尹的马相伯。

“这就是藏印童子。”徐对马说。藏印一事，是指盛成曾受同盟会韩恢之托将光复军司令大木印和一些秘密文件偷偷藏在自己就读的汇文书院的地下。而韩恢，据盛自述，正是分别介绍他和乃兄盛白沙加入同盟会之人。

马相伯很赏识盛成的胆量，看他个子不高，就问：“你几岁了？”

盛成答：“十三岁。”

马相伯说：“我今年七十二岁了，我的革命精神还不及你呢！好极了，还要用功读书啦！”

一九八五年，盛成曾在《南京光复和迎接孙中山到南京就任大总统的回忆》一文中，又一次忆及当年的那次会议。他回忆道：“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马相伯先生。马老先生一看到我，很高兴地说：‘我们一老一小在一起，正好’！”与《心丧》一文不同的，是此文中，他回忆黄兴也特意从武汉赶来出席了此会。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推选主持会议的主席，众将一致推选黄兴，黄婉辞，大家便继推马相伯，马亦不肯。最后，还是黄兴做了主席。

黄兴说了几句开场白后，由马相伯第一个发言。发言的主要内容，盛成在两篇回忆文章中虽然语句稍有差异，但主题和意思是一致的，就是呼吁各路起义将领一定要团结，不要做“第二个太平天国”。

以当时的年龄与所负责任论，黄兴与盛成相距较大，但盛成认识黄兴并与其有所交集应该是确定的。且交集的时间节点，应该就是在南京光复后黄兴自汉抵宁主持、稳定大局，直至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

盛成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黄兴时，黄对他勉励有加，说：“我的儿子跟你一样，也参加了革命，你们都是好样的革命战士。”盛成听后热血沸腾，他将自己的名字从原来的盛延禧改为盛成，号成中，取义：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黄兴一九一六年在上海不幸离世，这时盛成正在上海求学。虽然旁证待考，但盛成不会缺席黄兴的丧礼应该是大概率的。最终，一九一九年冬盛成赴法勤工俭学得以成行，依然与黄兴有关。

南京光复后，盛成被推选为南京方面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去上海专程迎接孙中山莅临南京的活动。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盛成在现场见证了就职典礼这一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他曾回忆：在大典上，孙中山特意与盛成拉了拉手，当他看见年迈的江宁府尹马相伯和少年盛成站在一起时，他高兴地说：“你们一老一少，我是非常的喜欢。”

马相伯故居（上海泗泾镇，吴霖摄于2022年7月）

叁

一九一四年，盛成在辗转了几所学校后，入上海震旦学院预科学习。盛成写道：相伯老人当时住在上海，他时常登门请教，“老人遂变成我的老师了。”

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盛成在该校学习三年，但却差一点被校方开除，不能卒业。盛成最后能继续学习顺利毕业，也是马相伯在关键时候伸出了援手。

晚年盛成曾多次提及早年孙中山对他的嘱咐：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其实，马相伯亦有相近的言论。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盛成，自然对此心有戚戚焉。入震旦后，他曾与同学在校内组织学生会，又谋联络复旦大学等校发起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某日，正当盛成在位于法租界内的震旦校园召开筹备会议时，法国巡捕突然闯入，将与会的一干学生驱离，单单抓走了盛成。

在法租界巡捕房里，盛成用还不太熟练的法语据理力争。而由法国天主教势力控制的震旦校方，却拒绝去交涉营救。盛成后来回忆此事，实际上，校方与法租界当局是事先串通好了的。盛成被抓一事惊动了相伯老人。他虽然是震旦实际的创办人，但数年前已被迫离开了震旦。最后，由马相伯出面，将盛成从巡捕房保释了出来。没想到的是，震旦校方仍然要以此事开除盛成学籍，又是马相伯，以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使盛成得以在震旦继续读书，直至毕业。

一九一七年，盛成在震旦预科毕业。在毕业典礼上，盛成看到马相伯以震旦学院创办人身份出席。当时被校方邀请出席的官宦很多，先后登台发言的，有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上海道尹徐元诰、驻沪交涉使杨小川、上海县知县沈宝昌、法国总领事等等。末了，才轮到相伯老人。在盛成一九三九年的文字回忆中，对二十多年前的老人讲话仍记忆清晰。马相伯对学生们说：

诸位子弟！中国从前最重礼节，朝廷序爵，乡党序齿。现在不是那个世界了！现在，世道日衰，人心不古；外面都是圣人君子，心里都是盗贼，造成了一个强盗世界。真强盗也好，因为盗亦有道，假强盗，就不得了啦！现在这一般（班）强盗，都是强盗不如的小偷呵！北京政府，就是盗窟；封疆大吏，都是盗徒。可怜国家的神器，都被这一班强盗用欺世盗名的法术盗尽了！……俗话说，春光一刻值千金。你们失去一刻，即失去千金，失去十刻，即失去万金；一人万金，十人十万金。一千人，一千万金。你们诸位子弟想一想，你们的父兄，教你们来求学，你们的千万金，被你们的老师们盗去了，你们还不知道呢，要我这个老头子来惊醒你们，这不是天下第一流的强盗吗？……最后，我们要救中国，须要除去这一班强盗，我老了，我只能喊啊！我希望你们去做啊！

马相伯的这一番讲话，得到了台下学生们的热烈鼓掌，盛成写道：台下“掌声如雷”，让台上的衮衮诸公“面红耳赤”（盛成语），尽显尴尬，但是，他们也不得不鼓掌以示应付。

马相伯的演讲，当然是意有所指的，尤其是对教育的一席话盖因震旦学院原是相伯老人在一九〇三年捐资创立，但因与教会方面教育理念发生冲突，老人不得不退出自己倾心创办的学校。其后不久，老人又奋力创建了复旦大学。所以，他的这一番话，既有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批评，也有感于教育，尤其是对创办震旦学院教育理想的不能实现，以及教育权的被掠夺不满。

盛成毕业后，未继续在震旦学院深造，而是去了遥远的北方，考入在长辛店的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一九一九年五月，为了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动，他发起和组织了长辛店铁路十人团，并担任铁路十人团联合会和长辛店各界联合会的会长。同年十一月，盛成决意赴法勤工俭学，因此辞去了在长辛店的工作及其职务回到南方，但因为得到长辛店铁路工人的信任，他仍被推举为铁路十人团联合会的三位代表之一（另两位代表郭维海、高凤藻），出席了在上海召开和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

此时的他，虽然积极与会，但同时也对自己赴法的路费无处筹措而发愁。当时，盛成办理赴法手续一切顺利，唯行程所需的四百元经费无从落实。在某次会议上，盛成遇到同为全国各界联合会正式代表的黄兴夫人徐宗汉。徐应该是在民国初年与黄兴一起就认识少年盛成的。看盛成愁眉不展，故关心询问。盛成将赴法打算与目前窘境一并告知。徐宗汉表示：黄兴虽然不在了，但对他旧日的袍泽，却不曾、不会忘记！徐当即决定可以资助二百元，另外的二百元，也可再想办法筹集。

正是徐宗汉慷慨解囊的两百元资助，盛成才得以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乘坐英轮“勒苏斯号”赴法，史称此为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第十批。同船人中，既有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王若飞，也有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张道藩。盛成在匆匆出国之前，专门去看望了马相伯。

肆

此后，盛成在法国工读十年，除在学业上获得法国蒙白利大学高等理硕士外，还积极参与了法国的政治运动与艺术运动，最后，他以法文写作的一本《我的母亲》一举成名。十年后归来，他看望的第一个人，仍是少年时的老师马相伯。

一九三四年夏天，盛成曾随欧阳竟无造访马相伯，同行者还有赵曾俦（寿人）。此时老人已不良于行，但对时事，仍健谈如往日。偶及数字，仍精确异常，给盛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相伯恨汪精卫卖国，他道：“精卫不自填恨海，却将中国造成恨海。”并表示：“中日战争，是一出不能免的民族史剧。”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盛成与国际宣传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以及家人从武汉撤退至桂林。盛成《旧世新说》：“因城里轰炸得厉害，我们就在漓江东岸施家园租了房子，此地在望城岗下面，象鼻山的对面。”盛成甫到桂林，听闻马相伯寄居在风洞山，此处是友人林素园的旧居德风楼，遂约林先生一起去谒访。

考马相伯“亲友因以风洞山屡遭轰炸，于老人摄且不宜，请移居昆明”，在十一月十八日离开桂林，拟经越南谅山再转进昆明，后因老人感疾，遂在谅山暂住，直至去世。所以，从盛成十月底抵桂，到相伯老人离桂，盛成应该是在十一月上旬的第一时间去看望了老人。

这是盛成与马相伯所见的最后一面。从十二岁的盛成与七十一岁的马相伯在南京相识，到一九三八年盛三十九岁、马九十八岁在桂林的最后一见，时隔的二十七年，对人世间而言，已然是沧海桑田。

那一次见面，马老人除了问起盛成的母亲，不胜惋惜外，大约还对自己不能度过百岁，亲见抗战的胜利、普天同庆的太平年感到沮丧。盛成回忆说：“我们安慰他，同哄小孩子一样。”他还不无伤感地写道：“拜别之后，我的印象，非常凄切！好比日落西山之后的斜阳，回光返照了我一下。我有许多话想同他谈，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一次，马老人问及盛成的母亲，想必对他所写的《我的母亲》一书留有印象，但似乎也有记忆模糊处，因为盛母在盛成回国的次年——即一九三一年的十月已去世，马相伯当时应该是知悉的，因为老人还为盛母书写了讣告并题写了像赞，像赞曰：“御侮有道，教子有方。母仪足式，锡后用昌。”

盛成为马相伯写的文字，不止《心丧》一篇，仅就目前所知，他还写过《马相伯先生百年大事记》和《马相伯先生荣哀录》。前文写于马相伯百年诞辰之际，在桂林《扫荡报》上连载了数日。后文仅存篇目，具体写于何时、发表于何处，尚待钩沉。但从文题看，应该是写于马老人去世之后。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以中国人的习俗，是马相伯先生百岁诞辰（老人生于一八四〇年，本年实足九十九岁）。当时的广西省政府派专人专车去谅山为老人祝寿，但小车只能坐两个人，除了政府代表外，另一个位置留给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他亦是老人早年的学生。盛成很想去，但没去成，他很遗憾错过了与老人的最后会面。但在四月六日由广西当局举行的“马相伯百龄庆祝大会”上，盛成作为嘉宾之一，在台上进行了演说。

《心丧》此文另一个重要性，是文中披露盛成为了给马相伯百岁贺寿，还写了一首法文长诗《生命树》。如今，这首法文诗早已渺不可寻，但在《心丧》文中却留下了盛自译的数行诗句。虽恨不得一窥全诗面貌，但相信对于马相伯研究与盛成研究者而言，仅存的诗句不啻片羽吉光：

……猛兽推翻十字架，

撒丹征服新文化，

欲救祖国需牺牲，

日月光华旦复旦！

生为人师百年驹，

伊甸开兮生命树。

2023.5.3于七樟园

（原标题：生为人师百年驹，盛成与马相伯）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吴霖

流程编辑：U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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