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庆远笔下的张居正——“美恶不掩，各从其实”

去年底今年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跨年大戏《张居正》上演了一个多月，剧中截取了张居正从政改革的精彩片段，展现出这位明朝中晚期最伟大的改革家的一生。话剧引发了大众对于张居正的一些讨论，其实关于张居正，有不少历史作品都涉及过，近日再版的韦庆远先生的作品就是其中有分量的一部。

张居正是伟大的改革家，顶着重压展开改革，力挽狂澜于明朝中后期的危亡局势，死后又遭受皇帝的清算。这种清算带有小皇帝的叛逆愤恨和旧权贵的疯狂报复，张居正死后的遭遇和戛然而止的改革，都让张居正的一生有种英雄悲壮的感觉。

历史上张居正与以往的改革家一样，人们对他的评价有着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并非在他死后才有，在他功业最盛之时，就有人弹劾他：“威福自己，目无朝廷”；清人傅维麟曾在其所撰《明书》的列传中，将严嵩与张居正并列为“权相”，足以见得张居正在历史中是个永恒的话题。

刨去文学的浪漫，以及后世累积的评价，当我们深入明朝中后期的政局中再看张居正，会发现很多被忽略的细节。作为从嘉靖朝一路走来的老官僚，张居正如何抵御政敌？面对着犬牙交错的政治势力张居正如何平衡？从政中那些小细节，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心理博弈，这些正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韦庆远先生的《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作为一本史料极其扎实的张居正传记，恰恰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韦庆远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教授，是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作者运用档案学知识，查找使用了大量罕见的历史资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物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很多问题的核心，在官方史料之外，对张居正及其周边人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甚至对文本逐条逐字地分析，结合时代背景，能给予读者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初入官场的“曲意逢迎”

韦庆远先生对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所上的《论时政疏》逐条分析。这是一篇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张居正单独给嘉靖皇帝上的一道奏疏，奏疏中系统指出了当时时局的问题。陈述五大弊害，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弊害都是病象，病根则在于皇帝。这封奏疏针砭时弊有理有据，并非情绪化的激愤之言。奏疏中有意回避诸如迷信玄修，宫婢弑主，冤死的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和严嵩专权等敏感事件，在用词上非常注意分寸。

张居正上疏绝不是鲁莽冲动，那时有很多大臣对于社会的问题给皇帝上疏，张居正的奏疏在措辞上不能算是最尖锐的，张居正绝不当出头鸟。可以说上疏前他曾考虑过上疏的影响，并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有了这份上疏。但这份上疏，呈上后便被“留中”了，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张居正期待的回复。

张居正刚入仕，正处在夏言与严嵩争斗得不可开交之时。这时的内阁内讧已经达到了要公开站队的地步了。随着夏言斗争的失败，他不光被赶出了内阁，甚至成为明朝第一个因政治失败被处死的内阁首辅。作为一个政坛新人，张居正与各方势力还未有关联，官场人际与世事险恶，如此残酷的斗争无疑给张居正做了一次深刻的职场培训。张居正秉承着多观察、多思考、多了解、多分析、少表态的方针，这也形成了他日后的执政风格。

在这期间，张居正也不得不按照官场的方式来设身处地。张居正的《寿严少师三十韵》《祝元旦表一》《贺元表五》等作品，曾吹嘘过严嵩，他也写青词以文字诗酒示好严嵩，尽管张居正不喜欢严嵩，但官场无奈他又不得不这样做。另一些资料也说明了张居正此时常思国家未来之方向，也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非常厌恶严嵩的做法。这些矛盾的史料，恰恰反映了张居正矛盾的心态，他不想早早出局，为了能在政坛继续存在，他不得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张居正请假回家前给徐阶写了一封信，他对徐阶一吐肺腑之言，反映的是张居正这位青年内心的忧虑与彷徨，也有对自己的沮丧。这也不难理解，硬撑这几年的张居正，难以掩饰自己的消极情绪，挺不住了，负气告病还乡了。

近老师还是近朋友

严嵩倒台后，徐阶成为内阁首辅，很快内阁又内讧了。高拱是徐阶推荐入阁的，一方面高拱能力够，入阁完全没问题；另一方面，嘉靖快不行了，裕王朱载垕作为唯一继承人，高拱与他的关系可谓密切，此举也相当于示好储君。然而，接下来高拱与徐阶，高拱与赵贞吉，内阁接连展开了政治斗争。

张居正入阁后，面临着老师徐阶和朋友高拱的斗争状态，尽管在私情上徐阶有恩于张居正，徐阶在起草《嘉靖遗诏》时，避开了其他阁僚独留张居正商议定稿，这足以说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张居正也以弟子礼示之，始终认徐阶为老师。但是在政策治道上的分歧，又是明显的。

对嘉靖恶政的善后，新皇帝继位这交替之际如何避免动荡，徐阶与张居正的认识是一致的。但转入隆庆朝，面对新的局面，是改革还是修补旧制，两人的分歧就比较大了。徐阶保守守旧，而张居正则想一改局面进行改革，这就使得张居正越来越倾向于曾在裕王府一同当讲官的高拱。在徐阶请辞得到批准后，高拱的复召入阁并受重用，这背后都与张居正的谋划活动有关。

现在人们所说的张居正改革，其实并非从万历年间开始的，而是在隆庆年间。其改革的主设计师，前期也并非张居正，而是高拱。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复出，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是当时重要的内阁成员。经过一系列人事变动，内阁事务基本上由高拱和张居正掌握，改革也随之开始了。

当时内阁依照《除八弊疏》和《陈六事疏》两大系统纲领，展开改革。对吏治、风气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较高拱，张居正更注重实效，也更加灵活多变。比如戚继光是当时名将，在浙、闽抗倭，在辽、锦抗虏，战功卓著，且治军严格，士卒无不为其效命。但戚继光为人操守却有缺失，有过受贿行贿之事，也与同僚之间逞能争功，当时异议颇多，高拱就曾弹劾过他。后来还是因为张居正，才保留住职位，继续留用。可以说戚继光是瑕不掩瑜，但是高拱更为注重道德品质的完整，张居正则更为实用。

高拱和张居正的密切协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之后的万历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内阁这样结构有问题，互相倾轧多年的机构中，权力难免会激发欲望和诱发危险。

信都去哪儿了

韦庆远先生分析高张二人关系恶化，大体是从隆庆五年（1571年）中后期开始的。问题也没出现在重大政策的分歧上，也未见在人事上的分歧，而是由于相互猜忌转而互相戒备。两人在取得初步成就后，不同程度上自得意满，而各自的僚属门生等谄媚挑唆于其间，两人产生隔阂逐渐矛盾激化，最后又形成了高张之争。

自嘉靖朝以来，数十年间内阁斗争已经演变成习惯，阴谋阳谋交织其中。张居正和高拱两人执政方针和学术思想高度一致，两人合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且意气相投，有着三十年的交情。但是最终两人还是被权力误导了，走向了悲剧。

张四维在知道高张二人即将剑拔弩张时，连续与高拱张居正通信，试图调和两人的关系。

书中特别从张四维的《条麓堂集》中找出张四维分别写给高拱和张居正的信，读者可以看到张四维在两人之间所做的种种努力。而且这些信件也透露出，在隆庆六年四月底至五月上半月之间，两人已经难以共事，其间不共立的情绪已经到了极致。而且在张四维看来，解决高张两人关系的关键症结，是在张居正这一边。

张居正对张四维的答复不止一封信，他也曾具体陈述过自己的意见，但这些信件并没有收入进《张太岳集》或者其他版本的张居正文集中。或许是文集的编者忌讳信中的内容，因为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以驱逐高拱为核心的壬申政变，可能是编者害怕这些信件会被诠释成壬申政变的导火索。当然也有可能是张居正生前就已经将这些信件销毁了。张居正始终强调他与高拱被驱逐一事毫无关系，还曾尽力救援。总之，在张居正的遗稿中仅有一封写给时任礼部尚书潘晟的信，信中透露出了张居正的情绪，其他的信息似乎什么都没留下。

嘉靖信方士，隆庆宠宦官，高拱和张居正在裕王府任讲官时，都与宦官交好。高拱有隆庆朝当权的宦官与之交好，而张居正则是长期伺候李贵妃和朱翊钧母子，与她们宠信的宦官冯保关系更好。在隆庆皇帝的心中，他更为依靠的是高拱，他认为高拱是不可替代的。而张居正只是高拱得力的助手而已，可以说两人的权力倾轧关键在于谁当权。

隆庆皇帝只认高拱，但历史意外不断。隆庆皇帝殒命，朱翊钧承继大统，史称万历皇帝。作为小皇帝的老师，张居正、李太后、冯保这个孤儿寡母小太监组合，团结到了张居正这一边。高拱深得隆庆皇帝信任，这也使得他自大傲慢，有些独断专权。高拱作为隆庆皇帝的帝师，再加上自身性格的刚烈，一句“十岁孩儿安能决事”的话说出口，使得他完全站在万历皇帝的对立面，这也给了张居正必胜的把握。

书中详尽的资料，能让我们了解张居正的多面性，相矛盾的史料是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历史学家徐泓评价韦先生的这本张居正传记是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这让我们从张居正身上了解到，一场优秀的改革从来不是光有一腔热血就成，由张居正、高拱展开的改革可以说是古今变法的集大成者，对于他们来说也有着各自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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